像「水蜜桃阿嬤」這樣令人遺憾的事件，彷彿見證著一種力量變化，簡單與單一化的行銷推廣做法反過來啃食了影片本身，將影片主旨最終導向了唯一目的，即捐款一途（這與過去將紀錄片視為政治宣傳片使用有著類似的概念）。
我覺得如果你跟人家說自然的奧妙、美妙，也許人家會想要開始了解。比如說現在很多人在騎腳踏車，當他騎車就會發現自然是這麼漂亮，進而也會開始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造成的壓力有多大。如果直接跟一個開車的說自然有多漂亮，他不可能聽得下去。
我很好奇，山形影展的觀眾和評審從影像中看到什麼？他們為什麼喜歡這部紀錄片？一對平凡的台灣父女日常生活對他們來講有何意義？
在一部觀點明確的影片中，也許我可以很快的就得到答案。然而在《三叉坑》裡，我卻像跟著兩位年輕人和導演，一起經歷了對遷村重建與對部落的老人們，從關心、熱情參與、疑惑、失望、挫折、不滿、對立，然後又大轉彎到同情、理解、尊敬…..。
當導演一現身時，「拍紀錄片能夠賺錢嗎？」、「拍紀錄片能夠成為職業或志業嗎？」諸如此類的問題此起彼落，這是觀眾對紀錄片工作者普遍的疑惑，而這確實也是現實且殘酷的問題。
日本著名的紀錄片導演土本典昭曾說：「我一直堅持一個『拍電影的外來者』的立場。即使在水俁（日本水俁病的發生地），我也從來沒有做過用自己所學會的方言來和對方靠近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