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劉必稼黝黑的臉龐，似乎這些年的變化他都看在眼裡，有著的辛酸也不願道人，直到他的妻子逝世時才潰堤般的老淚縱橫，直嚷著要回大陸，臉上盡是頓失依靠的茫然，也換來過繼子女們的苦勸與一旁無奈的樣態。
《野球孩子》選擇不譁眾，不煽情，轉以緩慢和細膩、耐心與沉穩的方式，領著我們進入迷人的孩童世界。如此的清新動人，如此的質樸而真誠，說明了導演曾經深深地、仔細嚴肅地去思考自己、攝影機、被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進而透過理解「關係」的過程，從現實中發現生命的能量和熱情。
這些片子一方面創造極佳的票房成績，然而思考面向、議題選擇、故事發展與拍攝方式都更具備故事性、深度與勇氣。這種類型的院線長片在台灣，反而極為少見。
一些當地評論者為讚譽這些電影在商業戲院的廣為發行和經濟收益之現象而辯解，聲稱以如此極度不利的環境、以及台灣電影工業的凋零，這些作品象徵的重要意義仍值得稱頌。然而，
紀錄片不是一間告解室，不是為了讓人走進來買一張贖罪券。只有當紀錄片能夠做敏銳進步的提問，或者在無論結構性的問題或人性與情緒之複雜性上，讓人們獲得深刻一層的認識時，它才能夠開始產生具有救贖意義的感動、和具有政治意義的行動。消費性的感動，無論那淚水在當下是多麼認真，常弔詭的只會帶來對結構性問題更大的漠然與冷酷。
台灣社會以至於這個世界，從來有沒有給予過她們機會與自由，去充分發展一個可能的穩定、長久的情愛關係？我們能否這麼輕率地、好整以暇地說，這些移工T婆的關係，只不過是一種因時或因地制宜的「情境式」情欲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