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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碰政治的台灣紀錄片文化:「2004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的啟發

  • 郭力昕
  • 政治
  • 評論
  • 紀錄片雙年展
在台灣電影長期低迷、政府卻遲遲拿不出一個全盤電影政策與決心的這些年來,紀錄片製作在台灣卻幾乎一枝獨秀地蓬勃發展,成為富有生產力的電影創作形式。今年讓社會矚目、票房走紅的《歌舞中國》、《Viva Tonal 跳舞時代》與《生命》等作品(尤其被政治人物背書加持的後兩片),更讓紀錄片似乎成為國片新風潮。




人們可藉電影多瞭解一些別人與世界


紀錄片文化能在台灣社會被更大程度的注意與推展,原是好事,人們可藉以認識電影不只是看劇情、或進行感官消費,還可以藉電影多瞭解一些別人、與世界。但紀錄片在台灣,一如其他藝術表現形式,鏡子般映照了台灣文化的某些特殊現象。從選擇題材的角度來看,一九九○年代以降的台灣紀錄片創作者,絕少有人以「政治」為拍攝主題。當然,這裡所指的並非廣義的政治:我們都知道,許多涉及性別、弱勢文化族群(原住民、客家、外勞、或社會邊緣人等)、教育、勞工等議題的作品,都有相當清楚的政治性;而「個人的即政治的」,也使許多紀錄自身成長或家人歷史等的紀錄作品,有其政治性意涵。我說的是狹義的現實性政治,與台灣的政治現實。


在剛出爐的一份由國藝會補助的探討台灣視聽媒體藝術生態與補助政策的研究報告裡,順便呈現了政治主題缺席的紀錄片文化現象。例如,根據魏玓等研究學者分析發現,由國藝會自民國八十六年以來「紀錄片製作」類的補助情況,按題材屬性歸納的十一類主題裡,在總共三百餘件的申請案、與八十一件獲補助案中,沒有一件是政治題材的作品。又如,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自民國八十六年成立、截至去年為止的過去七年裡的所有學生作品,沒有一部作品的主題,放在政治題材上。

就我所知,國藝會並不做「主題檢查」,但為何沒有人以政治題材申請補助?而南藝紀錄所創所以來的幾位核心教授,以我的認識,雖然充分尊重學生選擇題材的自由,但本身其實是長期積極關注、並主張以紀錄片干預政治社會的學者與創作者。因此,是什麼奇怪的政治/文化生態與其他看不見的因素,使年輕紀錄者普遍不碰政治,或者缺乏比較宏觀的取材視野、與探觸硬議題的意願?在多年來被政治或泛政治文化全面席捲的台灣社會裡,竟然幾乎看不見尚無任何包袱的學生或年輕紀錄片工作者,將鏡頭對準政治議題,再現、討論、提問、或批判台灣大有問題的政治文化,與民主化進程裡的光怪陸離,這毋寧是個尷尬的怪事。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提供了看見世界的一大扇窗子

已經進入第四屆的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一直為國內的紀錄片生產者與閱讀者,提供了看見世界的一大扇窗子。相對於台北金馬國際影展在電影青年圈子裡形成的某種絡繹於途的趕時髦風潮,紀錄片雙年展有著相對實在的教育目的。今年的紀錄片影展,除了一如過往地網羅了全世界各地的最新傑作,讓我們不僅認識多面向的世界觀,也繼續見識著紀錄片在敘事形式與創作美學上的多元呈現及寬廣可能。


不唯如此,今年的諸多單元裡,特別策劃了以攝影機對抗主流媒體與主流政治的「介入媒體」,以及深入認識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的「互望心中的國界」等等主題。當國內的許多紀錄片創作者常困於個人經驗的侷限,或當台灣隨著西歐文化語彙和語境,夸夸其談「後現代情境」下媒體文化的「超真實」如何更甚於真實之時,「介入媒體」單元的紀錄作品,提醒了我們:這個世界許多地方,真實的政治與歷史正在發生,並且透過攝影機的紀錄與行動,人們正有力地改變著自己的生活與集體命運。這些紀錄片,既不「超」也不「後」(或「後設」)。我們更可藉著以巴問題的系列作品以自問:如果在政治情勢嚴峻程度十百倍於台灣族群矛盾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都能夠產生像阿默斯.吉泰(Amos Gitai)這樣的以色列導演,不畏禁播、與最後被流放的命運,堅持提出一個公正、包容、反省的政治紀錄片觀點,那麼,早已離開言論檢查或政治危險的台灣社會裡的紀錄者,還有什麼充分理由這麼畏懼政治題目?



期待台灣未來的紀錄片作者可以不再迴避政治議題

今年競賽類的台灣部分,是過去兩年來國內紀錄片作品的一時之選;它們各自展現了創作者的才華,與對各種議題的熱情關切或安靜思索。其中不僅有長期以來堅定對抗資本體制(勞工、環境等)的「獨行俠」羅興階的近作,也令人欣喜的看到年輕創作者郭書鳳在首部作品《薛西佛斯之福爾摩莎》裡,就將鏡頭對準台灣的族群政治(此作也已先入選今年的「女性影展」)。是否其形式或內涵稍嫌青澀,並非重點,而是這樣認真並直接地面對與自己切身相關的政治議題,令我們可以相信或期待,台灣未來的紀錄片作者,也許終於可以不再迴避政治議題,能夠沒有陰影、不受特定現實政治利益牽絆地探討、反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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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04年12月11日 聯合報E7版 聯合副刊


作者更正:
本人12月11日刊於聯副的文章〈不碰政治的台灣紀錄片文化〉裡,有一個不全然正確的陳述:「由國藝會自民國八十六年以來『紀錄片製作』類的補助情況,按題材屬性歸納的十一類主題裡,在總共三百餘件的申請案、與八十一件獲補助案中,沒有一件是政治題材的作品。」經曾獲該會補助的《暗夜哭聲》紀錄片導演洪維健先生來信指正,他的大作是講述白色恐怖的政治題材。由於筆者引述的研究資料,在此項統計表裡沒有「政治」一類的題材,但有「其他」這個題材類別,筆者因而疏忽了其中可能的政治題材。因此,最後一句應改為:「……沒有政治這個主題類別。」謹此更正,並向讀者與洪導演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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